新文学是以现代汉语为工具和基础的重要艺术形式，侧重方块汉字的准确、抽象表达，给读者建构一个可以完形的艺术空间；影视则是以画面和声音为主要手段的视听艺术形式，从声光影色的角度作用于观众多重感官刺激，沉浸感更为鲜明、丰富。文学与影视两种艺术形式之间有明显区别也有联系，让它们归属于不同的艺术文类之内。围绕新文学作品进行影视转化，成为影视改编领域的重要渠道。同一母本的作品从文学到影视改编，可以比较不同艺术文类的异同，不同改编者的改编风格和审美效应，经过影视改编转化之后，会程度不一地改变原著的题材、内容、情节、风格，即使在遵循忠实于原著的原则下，也会有程度不一的增删调整，这些都是影视改编中颇为普遍的现象。同时，以新文学为基础的影视改编，自然而然也扩大了原著的影响力、传播力，有助于它走进更多的寻常百姓家，无形中为原著进行了艺术赋能与增效。

话剧《石花》改编成《山寨火种》。

在贵州新文学历史上，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，不同历史阶段才有纯文学作品被改编成影视。“十七年”文学时期有石果以农村婚恋为内容的短篇小说《风波》，被羽山改编成电影《一场风波》在全国放映，算得上是最早的尝试。之后，蔡葵担任主要编剧，将当地话剧《石花》改编成《山寨火种》（1978年），获得过全国多项奖项。叶辛根据《高高的苗岭》等编剧的《火娃》（1978年），廖公弦等人的《毕昇》（1981年），改编成电影也颇为成功。在20世纪80年代，来自黔北的李宽定，根据其小说在电影改编方面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，如《良家妇女》（1985年）、《山雀儿》（1987年）、《残照》（1987年）等。以改编为电视剧而言，叶辛的《蹉跎岁月》，在1982年经电视台拍摄为电视剧播出，是第一部知青题材的电视剧；后续不久编剧的《孽债》于1995年制作播出，构成一个系列，叶辛的知青小说社会影响力大，改编成电视剧之后影响力更大。在电影制作方面，20世纪80年代曾为纪念蹇先艾从事文学创作60周年，王鸿儒改编蹇先艾的同名小说《在贵州道上》在省内电视台播出；《底牌》是何士光根据自己的小说《鲜花遮住的容貌》改编并播出；袁浪走的是将武侠小说改编成同类题材电影路线，《古楼侠影》改编成《血溅秋风楼》，《魂断扬州路》改编成《无名三侠客》，在发行、口碑上也颇为不错。延伸到20世纪90年代，曹雨煤编剧的电视剧《原情》，源自其同名小说，以现实农村生活为题材；龙志毅的小说《省城轶事》，由李起超编剧为四集电视剧，以都市生活题材见长。至于王蔚桦编剧的《黄齐生与王若飞》，石永言根据自己纪实文学《遵义会议纪实》编剧的《遵义会议》等，都是由文学作品改编的电视剧，播出后影响甚大，也均获得过全国性重要奖项。

继续将贵州当代作家作品与影视剧建立紧密联系的，在新世纪以来则非欧阳黔森莫属。电视剧有《雄关漫道》（2006年）、《绝地逢生》（2009年）、《奢香夫人》（2011年）、《花繁叶茂》（2020年）、《沸腾的群山》（2024年）和《乌蒙深处》（2025年）等十余部，电影也有《云上南山》（2023年）等多部。其影视剧多数由文学作品改编转化而成，收视率可观，获多项全国重要奖项，创造了一个由文学改编影视后成为大众文艺畅销作品的现象。这一历史阶段，还有肖勤的小说《暖》改编成电影《小等》（2013年），《丹砂》改编成电影《碧血丹砂》（2021年），《廖崩嗒佩合唱团》改编成电影《勇敢女孩合唱团》（2026年）。肖江虹的中篇小说《百鸟朝凤》，2016年被改编成同名电影并上映，由吴天明导演，在全国产生影响力。

电视剧《乌蒙深处》剧照。

以上是粗线条的历史梳理，得到的经验和启示则值得进一步总结。首先，贵州影视改编创作队伍的流变与聚散，不论是早期的单本剧、多集剧，还是电影创作，改编的分工较为明确、固定。影视编创的重要作者，比如赵谦、唐佩琳、王蔚桦、汤保华、罗大胜、石永言、李起超、李俊等，他们或者本身是作家，或者主要是编剧，但很少在编剧、导演与制片人等多重身份之间自由转换。直到2006年欧阳黔森以《雄关漫道》的成功闯入为契机，他熟悉影视产业，带领贵州影视进入一个不断有产出并持续产生全国影响的高光时刻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贵州影视现象中除了以文学改编为影视的路子之外，也还有不少编剧或制作者单纯为影视而进行脚本创作，同样取得了成功。贵州籍编剧、导演如饶晓志、毕赣、饶俊等一批人在省外影视圈大展身手，部分作品以贵州为题材或背景，打开了新的窗口。其次，从数量与质量来看贵州影视经历了一个由慢到快、由低到高的整体过程，最近多年呈现出加速度、高质量并存的良好状态，在反映生活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中占到了一个显著的位置。在影视题材内容上，大多数立足贵州本土题材，张扬现实主义精神，乡土题材、历史题材、民族题材等成为影视改编的长项。再次，从文体而言，由小说改编成影视的较为普遍，与文本结合也较为紧密。早期的改编转化多数是在原著的基础上进行，改编的范围、方式都比较中规中矩，到了欧阳黔森这一趋势被打破，特别是根据报告文学、中短篇小说、散文综合进行编剧的作品也颇为成功。譬如，以《绝地逢生》为例，从小说到影视，两者结构、情节基本一致；《乌蒙深处》虽然改编自他的长篇小说《莫道君行早》，但在由文学到影视的转化中，其创作存在明显的“文本互涉”“文本多涉”现象，不论是他的报告文学《江山如此多娇》，还是几年之前编剧并播出的《花繁叶茂》，都有程度不一的借鉴、关联之处。

贵州新文学作品的影视改编，都需要以独特的思想内涵和艺术表达，实现从语言艺术向视听艺术的创造性转化。贵州影视的创新发展、异军突起，显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丰富案例和重要参照。

（作者系贵州师范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贵州省文联副，贵州省文艺评论家协会）

文/颜同林

编辑/邱奕 陈江南

二审/曹雯

三审/黄蔚